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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国优计划”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而言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第一，支持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推动教师教育开放化。打破教师专由师范院校培养的传统，实现教师教育开放化是世界性的趋势，对于丰富教师培养模式、扩大教师来源、提升教师整体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诸多世界一流大学一直都有大量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传统。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开展教师教育也是多年来我国相关政策一贯的倡导，但由于各种原因，实质性响应的高校非常有限。此次“国优计划”以国家重大计划的方式大力支持“双一流”高水平高校开展教师教育，首批30所试点高校中就包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顶尖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这些高校尽管每年招收的“国优计划”师范生数量非常有限（不少于30人），却意味着国家最高水平的高校将集体参与教师教育，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全面走向开放化，顶尖综合性大学毕业生走向教师岗位也将成为常态，教师的地位、声誉也有望因此进一步提升。

  第二，支持双研究生学位授予，促进教师培养质量全面提升。在我国学历教育中，本科阶段的“双学位”制度已经有多年的实践，而在研究生阶段开展“双学位”教育却几乎没有先例。此次“国优计划”首次明确支持研究生在修习第一学位的基础上再修习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毕业时获得“双硕士学位”，这既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一次重大突破，也是教师教育的一次重大创新。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师范性”与“专业性”的矛盾，是困扰教师教育的基本难题之一。按照“国优计划”的设计，研究生通过第一学位的培养，将具备卓越的理工科专业素养，同时通过教育硕士第二学位的培养，系统修习教师教育模块课程、完成教育实习实训，将具备扎实的教育教学基本功，从而有效实现“专业性”与“师范性”二者兼顾。按照“国优计划”的要求，获得教育专业硕士需要修习18学分的教师教育课程并完成8学分的教育实习。从实际操作看，通过打通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培养，为获得推免资格的大四学生开设研究生层次教师教育先修课，再加上3年的研究生阶段培养，即实施“1+3”培养模式，完全有可能实现“双硕士”培养的目标。

  第三，支持在研究生中进行“二次遴选”，有效提升师范生生源质量。生源质量是影响教师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若能有效选拔出热爱教育事业、在品德、知识、能力等各方面优秀且适合教师职业的师范生，将会使教师培养工作事半功倍。与“公费师范生”等政策支持在高考招生中选拔师范生不同，“国优计划”有两种选拔方式：一是本科阶段的推免选拔，二是在读研究生二次遴选。二者的选拔对象都是相对成熟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优势和职业兴趣有更清晰的认识，对于参加“国优计划”会多一些理性，少一些功利。尤其是从在读研究生中进行二次遴选的机制，通过自主报名的“自我筛选”和招生面试等外在选拔，可以更有效地遴选出真正乐教适教者。由于要另外修习26个学分的教师教育课程，既不会导致真正的科研人才流失，也可以有效阻止一些人的投机行为。以往也有不少名校研究生、博士生到中小学从教，他们不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其中还不乏找不到其他工作被迫从教者，或以从教作为过度或跳板者，可谓鱼龙混杂，教育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而“国优计划”的实施，就可以通过选拔和培养，提早甄别出真正有志于教育事业者，并以学位证书的方式为中小学招聘教师提供强有力的信号，在就业市场产生“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

  第四，支持以科学教师培养重点突破，弥补教师队伍短板。我国具有庞大的教师教育体系，举办师范类专业的院校超过700所，但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教师培养明显不足，尤其是高水平科学教师非常短缺。这与具有更高科研实力和良好科研训练的高水平大学很少参与教师教育密切相关。在我国科技创新从模仿、追赶逐渐走向原始创新的今天，尤其是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培养一大批高质量的中小学科学教师，进而培养出一批更优秀的未来科学家，对于科教强国、大国竞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国优计划”绝不是找一批老“学霸”来培养新的“学霸”，以一代“做题家”培养新的“做题家”，而是要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型教师培养出更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这绝不是“大材小用”，而是一种光荣使命、艰巨挑战。“国优计划”对原有师范教育而言，既不是抢占工作岗位的“狼来了”，也不是要追求搅动教师教育改革的“鲶鱼效应”，而是更像一支大部队中攻坚克难的尖兵连。可见，“国优计划”是一种战略思考、整体布局，在不久的将来，它的重大意义一定会得到更充分的展现。（文东茅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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